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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貫認同「全球化」的探索

嘉應(州)的定義,既很明確,也很模糊。明確,在於它管轄五縣,有疆,有界,有居民,有土地,說嘉應話,吃嘉應子。模糊,在於它不復存在,今天嘉應人想憑地圖,按圖索驥,都回不了家鄉。因為在地理上,再也沒有嘉應了。

但是,馬來西亞近七十萬嘉應人卻個個貨真價實,是繼承祖先家族的系脈,沿用祖地家鄉的籍貫,從馬來西亞第一個鄉團會館──檳城嘉應會館──在1801年開館起,就開枝散葉、守望相助,從一而終,固守傳統,形成一支團館矗立於各個大小城鎮的方言群體。是有據可考,有譜可靠,而且代代相傳,驗明真身皆傳自嘉應祖先的。

嘉應人口大量增長的同時,卻「遺失」原鄉,雖是異數,但也是中國上下五千年、凡歷各朝各代、地方變制頻繁、幾度移地換位、數易地名等因素造成,並無特定的歷史罪人或始作俑者。

將嘉應疑團上綱到中國歷朝歷代的地方變制看似小題大作,但不如此我解釋不了中國近代地方制度更動的理由。首先,州、市、縣、區等地方建制,隔代而易,換了千百次之後,大小主次的秩序都顛倒了,已經積重難返,覆水難收。夏禹天下定九州的「州」已不是今天的廣州、徐州或常州,更不是明清兩朝州府制下嘉應州的「州」。同樣的,今天的廣州市與梅州市、惠州市卻是不同內涵定義的「市」。

當然,郡、道、路等名詞不為今日中國復用,反而被日本(如北海道)及朝、韓(如全羅道、京畿道)等外國沿用至今。但即使借重古代名詞,出口轉內銷,復用日韓等建制,也糾正不了中國史上各代地方建制的錯亂,也解決不了中央統管與地方現實脫節的矛盾。

所以,即便同在廣東省,廣州市之市乃城區的概念,其下轄有十區兩「市」(從化市與增城市),此市管彼市,市中還有市;而梅州市則是面積一萬六千餘方公里(相等於吉蘭丹州),鎮鄉盤踞,各有稠疏,卻也屬管六縣一區一市,一樣市中有市。

這當中的州、市、區等分類其實參差交錯,有省級的區或市,也有地級的市、區或州,也有縣級市或區。不在中國生活必定搞亂。而因歷史變幻消失的嘉應州,要隔了幾代的後裔鄉里辨清籍貫歸屬,就更是剪不斷,理還亂。煩亂在眼前,會有認祖歸宗、心系鄉會的熱忱嗎?

嘉應本是梅州(市鎮)別名。自從雍正爺在位第十一年(1773年)立州建府,以嘉應鎮統轄五縣,就統稱其行政區為「嘉應州五屬」。嘉應州先民離開故土朝思暮想的就是這個嘉應。可是,地方建制經清未、民國、中共建國等的不同政府、不同區名和不同的界線,最後在八十年代末給嘉應五屬從鄰近州府割來 了豐順、大埔兩縣,形成以「市」領縣,變為「梅州市」統管八個縣區,包括梅州(市鎮,但已易名為梅江區),早已不是我們概念中的嘉應了。

 

但是我們的嘉應僑客兩百多年來本著主觀的鄉思和阻隔的音訊,已自行建起了一間間嘉應、應和、蕉嶺、梅州等五屬各間會館。不僅馬新兩地如此,印尼、菲律賓乃至香港和澳門也如此。於是世界首辦的嘉應大會就有海外與家鄉的落差之下,循例邀請中國「對口單位」出席,但它已梅州市人民政府。

席間也有人簡而化之,說「梅州市就是嘉應州」。如果凡事皆如此簡化,就更容易引起混淆。因為遠的不說,就在嘉應聯誼大會上,開幕人廖中萊是大埔籍,屬於梅州 市卻不屬嘉應州。那麼他應該是與大會毫無關係的賓客,還是「回到家」的主人?顯 然廖中萊還是秉承祖先南來時的籍貫,不因大埔在地理上進入梅州市而改變了他歷史上的大埔人屬性。

當然,嘉應籍貫的複雜性是無從追究其對錯,也無此必要。而且它還間接反映出華裔文化的繁複和豐富,有探索和發掘的空間,是加深海外華人文化內涵的機會。假如簡而化之地「梅州市」化,比如讓各會館都易名「梅州市會館」,不僅所有嘉應人舉腳反 對,還大大違反了祖先立館的精神和切斷了兩百多年的歷史文化淵源。

嘉應在中國本土已成歷史,但在南洋卻借著近百間鄉會的矗立而源遠流長。它將先民在清朝年代衝破飢饉、貧窮的枷鎖之歷史定格下來,讓這個苦難借著「嘉應」名字的僅存而世界發出呼號。尤其是至今還屹立著古雅建築的一部分嘉應會館,如芙蓉的梅州五屬公會、新加坡應和會館,已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遺產,以建築實體和歷史記憶,烙印在下一代人的心中。

所以,儘管嘉應籍貫的屬性和定義有點複雜難懂,卻反而是歷史機遇。只有將籍貫認同深化到文化歷史的層次去,我們才能喚醒更多年輕人歸隊,壯大鄉團,壯大嘉應。

作為非嘉應人而參與了大會,我謹提出鄉團「全球化」的另一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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