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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晚晴園,百年辛亥免空轉

1999年杪,我初來甫到,當了《亞洲週刊》駐新加坡記者,卻接到了當時晚晴園館長馮仲漢的電話,表達了孫館「國際化」計劃要我報導的意願。我因此而蒞臨晚晴園,卻體驗了這幢磚木參差的舊式別墅在艷陽與熱風中的悶氣,以及走在二樓木板上發出吱吚作響的古舊。但是馮仲漢有關孫氏在馬來亞事蹟的精采演繹吸引了我,讓我堅信可以寫出出色的國際報導。兩年以降,這間構思和增建中的「孫中山南洋紀念館」前後三次進入週刊的主要版位。

但我後來回馬,缺席了「南洋紀念館」的開幕,而在2006年因《東方日報》舉辦「孫中山誕辰140週年暨訪馬100週年」而重臨舊地。晚晴園已經蛻變成燈光和熙、舒適安祥、美麗堂皇的展覽館。今天五年之後,它又在毗鄰地段上附建了一個「中山公園」,並趁機將館內展品大換血,以及配合辛亥百年,讓「新加坡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再一次「開幕」,廣邀中、台、港、馬等地貴賓見証。

一味三炒,不斷加值,新加坡的孫館就偏有吸引國際目光的能耐。

「宣統那年的風,吹啊吹,吹過浩瀚的南海,吹過南方小小的島……」

悠揚的詩歌,雄壯的奏樂,煥然一新的晚晴園,冠蓋雲集的貴賓,以及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同時也是晚晴園舊主人張永福的侄孫)的親臨開幕,鏗鏘有聲地宣告,孫中山的東南亞事蹟都概括在這裡了。

大馬的「孫中山紀念館」在哪兒呢?孫中山居留過的吉隆坡、怡保等地的「故居」已經拆除,不復存在。即使孫中山演講的小蘭亭俱樂部也只能矗立為檳城閱書報社,甚而近年被產業擁有者以「檳城孫中山紀念堂」之名,只作招引遊客之用。至於打銅仔街120號的莊榮裕,在張少寛先生的考據之下証實不曾留過孫之足蹟,就更沒有宣揚辛亥的必要了,儘管120號仍是遊訪熱點。

所以,當「辛亥年狂飆過的南洋都沉默時,那個風吹過小小的南島就更有說話權」了。根據孫氏支持者怡保鄭螺生的回憶錄、孫氏給(森美蘭)庇朥鄧澤如的信紥,都能看到孫氏在1907年鎮南關起義失敗之後就被新加坡僑社冷待。除了起義屢戰屢敗,新加坡作為潮州、惠州、欽州、黃崗多次起義的策劃地和募款地已近淘空。更嚴重的是鎮南關及河口起義失敗的倖存同志跨入越南,有近七百人被安置到新加坡安頓,品流複雜,閒逸遊蕩,直接影響了當地華人的社會治安和秩序。

加上也在新加坡籌款起事的康有為的抗衡,以及曾與孫中山在香港共列「四大寇」之一的尤烈所控制的「中和堂」向孫求助,以及有同志之誼的光復會(章太炎主導)又從日本派人到新加坡來籌款,「反清陣營」一時間龍蛇混雜,民智混沌的新加坡頓生反感情緒。爾後,光復會等還通過他們控制的《圖南日報》發動攻擊,革命派窩裡反,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孫氏在新加坡已無立足之地,遂有同盟會總部北遷之意。

孫氏在1908年火車北上之際,致鄧澤如的電報概述他有意將同盟會的南洋總部移到芙蓉,也對巴羅(即怡保)興旺和榮景無限欽慕。不過他的「遷都」最後沒有落在怡、芙,而定在檳城,其間心理變化卻沒有檔案可以窺探。

「定都」庇能之後,孫氏還迎來了家鄉「尋夫」的盧慕貞夫人及其家小,以及支持孫氏革命已近山窮水盡的大哥孫眉。「民國第一家庭」在檳城一直住到武昌辛亥首義成功,才由鄧澤如陪同上船回到南京為止。檳城名副其實的故居,遠勝於晚晴園。

北遷之後,鄧澤如已成為孫中山的南洋同盟會的「直接對口」。鄧澤如將孫氏致他親筆信數百封編成的《孫中山先生廿年來手紮》,証明鄧氏坐擁孫氏手稿之多,是「革命南洋第一人」。此外,辛亥成功後,孫氏「革命伴侶」陳萃芬功成身退而避居,也選擇回到檳城及怡保、太平,直至二十年代與盧慕貞會合,足見孫氏後期偏重馬來亞對他親人的影響。

可惜馬來亞這些有關孫中山的故事,只能文字傳頌,卻無晚晴園般的實體來載送。新加坡懂得合零為整,借力打力,晚晴園因而成為它的國際品牌;我們則是毫無效益,化整為零,甚至反要借晚晴園來傳揚我們的孫史。

此行勿勿,只與晚晴園「變身」的智囊之一李秉萱寒暄幾句,感謝他過去為「東方日報大講堂」跨刀助陣。他學貫中西,橫跨新柔,思路敏捷,化腐朽為神奇。就是有他這等人,大馬一直賽不過新加坡。

大馬孫史團隊如何追趕晚晴園,與大馬政府如何打贏新加坡是異曲同工的。只會憤懣不平,心有不甘,就只能妒嫉眼紅,永無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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