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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歷史拼圖,還原一頁孫史

孫中山似乎不曾給大馬留下什麼文物,那怕是一張文書、一頂帽子,都不曾有。至於一些拐杖、油燈之說,恐怕只是牽強附會。甚至我認為是「孫氏在馬唯一遺物」──一張因照中數人像極當年霹靂州志士(姚德勝、鄭螺生等)而可以假設為攝於怡保的照片(此照刊於「孫書」第200頁),也因在張永福遺著《南洋與創立民國》第54頁刊有此照並說明為晚晴園之照(儘管此照背景並沒有晚晴園),而被否定了。
 
所以,孫中山遺跡的考研總是面對這樣的因境:好不容易採集的資料卻被不經意出現的其他物証所否決。於是,探索孫中山在馬歷史常會徒勞無功,更會引起見解不同、解讀相異的人士大打筆戰。劉釗伊在「孫書」引述我受訪時所提出的某些看法,可能也會引起爭論。
 
「孫書」因此需要求同存異,顧大局,忍小節。它以孫中山訪馬的路線圖為經,以各個到訪之地為緯,通過訪談來訴說故事,通過評說來解釋迷團,同時並存各家之言,讓矛盾畢露眼前,是非對錯、真假曲直,都由看官自作評斷。如此解決了順得哥來失嫂意、顧此失彼的因難,還讓孫中山在馬歷史有更大的探索空間,保留了目前看似荒謬但以後可能証實為真理的模糊之說。
 
於是,「孫書」撥出四輯,寫出孫中山在新柔、森甲、雪霹、檳城的足跡。是否他在這些州屬城鎮都曾停留過,已不是「孫書」的議論重點。但孫氏當年多次訪馬新,的確是兩路進發:一、在檳城登岸,並可能由檳進入馬來半島內陸;二、在新加坡登岸,並從獅城越過新柔海峽坐火車北上,輾轉抵達檳城,這可從他在中途如芙蓉、吉隆坡等地發出多封電報,述及所經之地和人,以及暢談如何經營這些城鎮的革命工作等等,得以証明。
 
此外,「孫書」還有四大依據方向:突顯証據,包容懷疑,從實到虛,集零為整。孫氏足跡的整理應該以他明確到訪過的檳、隆、怡、芙等地為重點,再從此處「輻射」到孫氏的革命同志(鄧澤如、沈鴻柏、陸文輝等)或伴侶親人(陳萃芬)居住和活動的馬六甲、庇朥、太平,然後發展到其革命代表(黃興、汪精衛等)巡訪過的甲板、龍邦、麻坡(甚至峇株巴轄、金寶、關丹、吉譙、新山),以及冒出了多位拋頭顱,灑熱血的黃花崗烈士(余東雄、溫生財、郭繼枚等)之出身地的務邊、咖啡山、怡保暗邦。這樣就可以分層次、分主次來整理出這段近乎湮沒,但又教人難以割捨的歷史。
 
以上所提之地名,都是多次革命起義募捐名單中常見者,也是這些地區的祖輩們口語相傳,競相宣稱是「孫中山來過的地方」。
 
少女記者劉釗伊大概也從這個方向來處理她各地採集的資料,當中大多為口述歷史。但大馬孫史除了採用這個方式,別無他法。而且,即使如此,也是卷帙浩繁、工程浩大。這本「孫書」已經盡其所能,而且太難能可貴了。
 
然而,既然書名曰之為「孫中山在馬新」,也許應該也涵蓋東馬,尤其是肯定有過辛亥「遺跡」的砂拉越。這個遺跡就是因汪精衛古晉之行鼓動起革命熱情而興建的「啟明社」。我借此「讀後感」順便略述這座孫跡的滄桑。
 
汪精衛在1908年扺達古晉,受到當地廣惠肇會館熱烈歡迎,並因此而給後來多次起義的捐款,以及在1913年成立國民黨古晉分部(此黨隨孫氏後來成立中華革命黨及更後的中國國民黨而易名),打下基礎 。張少寬先生一篇孫史評述裡也提過1911年黃花崗起義有砂州捐款。
 
不過真正給這個三易其名的革命黨遮風擋雨的卻是當地的聖公會教會(古晉聖多默大教堂)。該教為了啟迪華社,趁此與革命黨共組「啟明社」(據說社名出自汪氏之建議),並撥出其轄下的一間建築物為會所,一直活躍至1949年被白人拉惹政府勒令解散。
 
啟明社的建築則殘存至80年代,古晉市政府因擴建Jalan Wayang而徵地拆除。如今對啟明社的唯一憑吊只剩下它當年的籬笆鐵門,以及因此鐵門命名的街道Bishop Gate Street
忠貞黨員李永桐保存的啟明社簡章和宣言還誌在《砂拉越歷史文件集》,一些國民黨的文化也保存於詩巫華人文化協會。
 
至於當年的革命人物事跡,此不贅述。不過,假如「孫書」再版,不妨加訪此段密辛。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的整理就像華人的命運,自生自滅但又自力更生,而且是一塊一片地拼湊,集沙成塔地形成一個完整。孫中山在馬新的歷史,在光華日報和劉釗伊努力下,已經完成了一個拼圖。但圖中的內容,還可以繼續豐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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