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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華文辦報的「福建精神」

(「世界閩南文化節」2-5-2012台灣金門大學高峰論壇的講稿之濃縮版)
                                                                                                                               
全球華文報業今雖星羅棋佈,水準始終參差不齊,馬來西亞則是發展得比較蓬勃和完善的一個,堪稱中國、香港、台灣三地之外,與新加坡位居伯仲的殿軍國。其全國華文報紙日銷總量,目前已達80餘萬份,每年營業額超過10億令吉(廣告與報份兩項收入),盈利超過5千萬,僱用編採、營業、行政等部人員有數千人,每天出版的日報有十五六家,另有三日刊、週報、雜誌等並肩刊行,其中尚有一家報業集團掛牌於吉隆坡股票交易所KLSE(原本是兩家集團旗鼓相當,後因收購兼併而合成一家)。在一個人口約2千8百萬、華人(其中三分一是受英文教育)只佔24%的國家,如此成績是難能可貴的。

 
馬來西亞華文報不僅在文化傳承與經營業績上取得難得的成績,更重要的是它在這個華族為非主體民族的國度扮演了凝聚華人、溝通華社,從而與其他民族(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土著)取得了族群溝通的渠道,進而發揮了在民族議題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是大馬華族政治發聲的重要工具。但是,達成這種「成就」,華文報實際上也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奮發與鬥爭,當中作出了不少犧牲,許多大量經不起考驗的華文報都在自我淘汰之下消失於歷史洪流中。
 
今天,大馬更出現了日益種族化和宗教極端化的嚴峻挑戰,華人社群必須作更深層次思考和理性研究,華文報也因此必須秉承其傳統的責任去協助探討新出路。「積極進取,發奮求存,留強汰弱,逐漸茁壯」是大馬華社和華文報屹立不倒、歷久彌新的要素,也成了它們往後發展的傳統。而百年華文報的艱辛過程正是海外華族尤其是福建人拼搏精神的縮影。我也將馬來西亞這種辦報精神稱為「福建精神」。
 
大馬華文報創建至今的超過一百年歷史中,儘管得到不同籍貫的企業家、知識分子和勞動工人參與其中,但是達成今日的輝煌,福建人「打拼精神」仍然是比較顯眼的關鍵。海外福建人具有四大特點:
 
  • 勇於打拼,敢於冒險。
  • 刻苦耐勞,堅忍不拔。
  • 審時度勢,明辨前途。
  • 熱愛桑梓,網絡穩固。
 
打拼與冒險
 
馬來西亞華文報濫觴於1815年8月15日的英國傳教士William Wilne(奉Robert Morrison之命)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這份月刊辦了七年,1821年停刊,因此被學界定論為世界首份華文資訊定期刊物。也因為有過這份刊物,馬來西亞也被譽為「全世界首份華文報的誕生地」。儘管如此,我們還需再等到65年之後,由新加坡華僑薛有禮1880年創辦的《叻報》(在新加坡),以及更後來孫中山先生1910年創辦的《光華日報》(在檳城),才出現真正具有華人自身民族文化精神的華文報。
 


 
《叻報》後來停刊;《光華日報》則延續經營。《光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三十年代全球大蕭條、國共兩黨在馬來半島的鬥爭,以及大馬獨立建國之後的華社艱苦歲月,生存至今,超過一個世紀。孫中山在「庇能會議」(黃花崗起義的預備會議)之後就離檳回去中國,《光華》從此「斷了奶」,純靠當地華社尤其是福建籍人士的營商智慧和文人的刻苦堅持,歷經銷售量的多次跌宕起伏和幾番轉折,最後從谷底重新崛起,才在近二十年漸趨穩定,走向高峰。這段歷史,檳城「福建幫」的支撐是功不可沒的。
 
除了《光華》,執馬來西亞華文報業之牛耳者非《南洋商報》莫屬。它由原籍福建省同安縣集美鄉富商陳嘉庚在1923年創辦,距今也有90年。陳嘉庚的「毀家興學」人們耳熟能詳,他興辦的華文報則教人刮目相看。《南洋商報》一直是新馬兩地華文報業的銷售和廣告收益「冠軍」,壓著它的「死敵」《星洲日報》,前後歷時七十多年,保持優勢,長久不衰。這段期間,因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造成華文報受令「兩地分家」,《南洋》與《星洲》也隨著大勢所趨,各自分成新馬兩家。但其龍爭虎鬥之「傳統」始終未改,直到《南》《星》兩報在新馬都先後併成一個集團──即1983年3月15日在新加坡,由政府主導下「變身」為《聯合早報》與《聯合晚報》;以及2006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由已經控制了《星洲》的福州籍富商張曉卿收購《南洋》,而統一於「世華媒體集團」──這場《南洋》與《星洲》的「世紀鬥爭」才宣告結束。

刻苦與堅韌
 
《星洲日報》在1929年由胡文虎創辦。胡氏雖為客家人,卻不屬於客族人數更多的江西、廣東、四川或廣西等省,而屬客族人相對較少的福建省。這位原籍福建永定縣(客家土樓聚落地之一)而出生於緬甸、起家於藥行的「福建客」,儘管其《星洲日報》落後於他的「福建同鄉」陳嘉庚,但他的報業王國卻遍及東南亞。胡氏的《星洲》、《星暹》、《星檳》、《星島》等所謂的「星系報業」,其實是史上最早的「國際化」的華文報業集團。而作為胡氏報業中心總部的新馬兩地,更是他全面開拓,發揮福建海洋文化和施展閩商精神的根據地。
 
除了《星洲》和《南洋》,其他後來出現的馬來西亞華文報如《馬來亞通報》、《大眾晚報》、《詩華日報》、《國際時報》等都由福建籍貫人士抱著理想開報。有者生存至今,有者不支倒下。
 
過去一個世紀,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和目的,辦過報紙的華人,尤其福建人都是堅韌不拔,刻苦艱辛的。當中就有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而開辦《圖南日報》、《中興日報》和《光華日報》的新加坡陳楚楠(廈門人,1884-1971)、檳城的陳新政(廈門人,1884-1971)、檳城的陳新政(廈門人,1881-1924)、檳城的吳世榮(福建同安人,?-1916)。

 
民國建立之後,中國動盪局勢牽動大馬華人文化界,也產生了輿論上的各種論爭。其後,三十年代大蕭條又造成大馬物資和人材的匱乏,辦報實為不易。但,這個時代的華文報都堅守民族事業,各家華文報不分彼此,前仆後繼地發動捐錢捐驅的救國運動,支援被日本侵佔的中國。1941年,日軍佔領馬來亞,關閉華文報,或改組華文報以助其塗脂抹粉及粉飾太平,對華社造成空前無比的破壞。但日軍投降之後,華文報立刻辨清時局,擱置矛盾,為克服資金、紙張與人材上的短缺,促成「南洋星洲聯合出報」。
 
審時與度勢
 
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馬來民族主義興起,華族面對改變效忠對象和擔心被「異族」排斥的巨變,以及從此而衍生的教育、宗教、政治和文化等權益爭論,心生忐忑。華文報在新環境中提供平台給華社暢言,統合議論紛紛的華社意見,扛起華人訴求的重責,和向政府表明整體華族立場,在一定程度上為這個新生國家建構新的多元民族關係,立下汗馬功勞。作為這個國家的非主流語文的報業,它絕對達不到一般國家在三權(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比如監督政府、揭發濫權、影響政治決定等)地位。但它跟華社休戚與共,比許多國家的少數民族語文報紙表現特出。
 
福建人頭腦清晰,精於盤算利害,審時度勢,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即能堅守立場,又能靈活變通。所以華文報不論是一百年前的清末時期夾在孫中山革命派、康梁維新派、英國殖民政府和清廷保守政府的複雜鬥爭,還是殖民地時代作為異鄉的無助僑民社群的論壇,或是日治時期的必須韜光養晦、養精蓄銳,和獨立建國時抗衡種族主義的威脅和壓迫,都進退有序,從容不迫。
 
尤其是有關華人在新國家初現時期在保留僑民身份(以堅持祖鄉觀念),以及積極參與建國(以成為大馬忠誠子民)之間,經過嚴肅辯論作出了明確指引。這對往後至今五十多年的馬來種族主義叫囂提供了極有力的反擊武器,也保障了今日華人子弟的處境。
 
桑梓與網絡
 
「鄉親網絡,創造商機」常教洋人對華裔欽服。一些英文著作還特別為這種「福建精神」撰文注釋,詳加解說。他們驚嘆這些從遙遠中國被「賣豬仔」到此地的「土包子」竟能如此靈活地利用鄉情網絡經營生意,也極其佩服這種隱藏式的商業網絡促使華商的成功。
 
其實,這個被洋人驚嘆的華人鄉親網絡,是先民初到新地,人地生疏,出於人以類聚,必須互相幫忙,受形勢所迫而自發形成的。但是鄉親結社解決問題的效率令人見臘心喜,於是更多組織像雨後春筍般湧現。鄉團組織後來又繁衍進化,成立了血緣性和行業性等不同組織,以致到今天全國華團總達八千多個。只有六百多萬的華人社群卻有八千國團體,這是一個略為「崎型」的現象。但也給華人民間加強了信息傳達和溝通,並在華文報的招徠廣告和拉攏人事方面提供了方便。甚至在已經現代化和商業化的今天,華團與華文報仍能繼續如此休戚與共,唇齒相依,延續傳統。
 
儘管今天的「鄉團助力」已不再局限於福建社群,但是陳嘉庚與胡文虎各以本身籍貫來給本身開辦的《南洋》與《星洲》大肆延攬廣告與開拓報份市場已經長期沿用,至今還是華文報獨特的風景線。這也得拜「福建精神」所致。
 
今日與挑戰
 
「福建精神」屹立了一個世紀之後,近年不幸出現了逐漸頹敝衰靡的跡象。華文報當年那種披荊斬棘、刻苦耐勞的草根精神在物質化、信息化和現實化的侵蝕下已不再被辦報人和新聞工作者引以自豪和為之樂而不疲了。
 
今天的大馬華文報以下幾點令人擔憂:
  • 報館缺乏核心價值的追求,無力從業務的盈虧壓力中超脫,也找不到化危機為良機的方向而墮入利之所趨和隨波逐流的陷阱。如今各報皆作短線抄作,格調趨向低俗,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至造成各報同類化、同質化、庸俗化,而都顯示不出各自的特色與賣點。於是,華文報的市場越做越窄,各報之間(或更明確點是同一集團之內的兄弟姐妹報紙之間)只能自我競爭、自相殘殺。如此又促成了媚俗風氣,以至浮誇血腥和渲染色情之風,大行其道。大馬華文報進入一個「即有大集團的寡頭壟斷,同時又有集團內惡性競爭的內耗」時代,是一大怪現象。
 
  • 除了因為今天的報館企業主人財源集中、財雄勢大,有能力購置昂貴先進器材設備而全面改進報紙的外在質量(版面亮麗、紙質順爽、應市及時)來滿足感觀效果,當下的報紙內容水平實際上是停滯不前或甚至下降,閱讀的愉悅感和人文精神需要經已嚴重無法滿足。這種硬體在進步,軟體在退步的現象,是當下報業經營人和管理者即不為之警惕,反還沾沾自喜的危機。
 
 
  • 新聞資訊「電子化」大肆改變了今時的閱讀方式和風氣,使沿襲舊模式的馬來西亞華文報在面對這場迅猛和無可抵擋的挑戰時,顯得蒼白無力。雖然馬來西亞華社大致上仍然維持著其保守、緩慢、漫不經心的狀態,但年輕一代的成長正腐蝕這個老舊市場。各華文報的總報份量正緩慢下降。這個當下歐美國家報紙已經頭痛的問題,遲早會來找我們。
 
  • 華文報素質的下降,某個程度上也拉低某個人口區隔(population segment)的讀者群的水平,進而降低華社整體的平均素質。此外,水平不夠的華文報除了只能靠民粹和情緒「綑綁」讀者,它反而造成多元民族社會的矛盾和社會的不安,同時無法引起水平較高的華社讀者群的信服和支持。在這個民眾和民族交往益加頻密的今天,華文報已經逐漸失去領導社會的地位。
 
 
 
華文報秉持已久的「福建精神」去了那裡?華文報作為華社指路明燈的時代真的一去不復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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